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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帝国的最后一击

  (一)

  套用一句马克思的句型——公司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是永远存在的。

  在公司出现以前,个人、家庭和作坊是最小的经营单元,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形态。

  那个时代,人们为了自身的福利,要么单打独斗,要么抱团取暖,守望相助,自由组合。在享受平等自由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规模上不去。少数人的协作搞不了“大生产”,办不成大买卖。小打小闹,维持生计。

  第二,增长快不了。个人、家庭和作坊基本上立足于本乡本土,原料采购半径和产品销售半径比较小。比如一个铁匠铺,“祖传三代是铁匠,打得好刀妹收藏”,固定的客户,固定的成本,办企业办成了固定回报。

  第三,风险承受能力弱。小企业、小本生意自然难以承受风险,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就不敢做,长线的研发就不敢搞。

  核心是缺人少钱,资本和人集结不起来,就不能购置重资产、研究新技术、面向大市场。

  1555年,英国女皇特许与俄国公司进行贸易,从而产生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司。一般认为,股份有限公司起源于17世纪英国、荷兰等国设立的殖民公司,比如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一系列约定,公司使小资本组合为大的资本,分散的业务聚合成大的业务,小舢板变成了航空母舰。

  为什么有了公司这种体制,更多的资本和人就能够聚拢起来?

  观察作坊和合伙企业,可以发现他们联合资本和人的基础是人的“自然信任”。“自然信任”是我杜撰的一个词,用来描述人们在联合成立企业以前就存在的信任。由于这种“自然信任”,人们才接受彼此服务,才愿意共同协作,才敢于共担风险。“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起码是乡亲。

  形成“自然信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哪怕你一生阅人无数,但真正能够把后背交给对方,能够荣辱与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已。这就是信任的可贵之处,也是作坊和合伙企业难以做大的根本原因。

  公司就是为了解决信任不足应运而生。

  首先,公司制发明了“法人财产权”。通俗地讲,股东不能把投到公司的东西拿回家了,公司资产和个人资产切割清楚了。既然缺乏“自然信任”,那么就规定公家的东西谁也不许动。过去那种家里家外不分,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一类情况被严格限制,违犯要坐牢。

  其次,公司制发明了“有限责任”。投资不再搞家产牵连,出了问题最多赔到出资额。这可比传统的独资、合伙企业无限责任强了太多,不是咱们缺乏“自然信任”吗?损失设个封顶值,债权人不能进一步分我家产。

  其三,公司制发明了“治理结构”。不管是谁来管公司,必须按照“新三会”章程,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一层一层负责,董事会、监事会相互制衡。不能每个人都说得不算,也不能一个人说得全算。

  这样的架子搭起来以后,即便陌生人也能坐到一起出资、议事和共事了。侵害别人的利益比较难,分工协作有了制度保证,风险得到有效控制,陌生人和资本的大规模联合开始蓬勃发展。我们今天能够享用上工业时代的铁路汽车、高楼大厦,都拜公司制所赐。公司制用“制度信任”补充了“自然信任”,解决了陌生人合作问题,创造出能够干大事、干难事、干新事的大企业。

  (二)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公司制在创造产业奇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好的东西。

  一是对内抑制自由。

  ——劳动失去了自由,劳动者在类似于军队般严格的制度下讨生活,田园牧歌式的工作场景一去不返。与一个机构建立长期、紧耦合的关系是反人性的,尤其是一个冷冰冰的赚钱机器——当然,不赚钱更要命。

  ——资本失去了自由,产生了一个让我们会心苦笑的词——“被套”。不是说好做彼此的天使吗?幼稚,你千万不要把投资人和老板画上等号。听说过“内部人控制”吗?有时候,职业经理人也是很可怕的。

  二是对外开始垄断。

  ——垄断反映在横向上就是“武大郎开店”。一开始,公司之间也存在公平竞争,但很快就像一个抢先冲上公共汽车的大个子,马上高呼“关门!关门!”,非要独占车上的座位。

  ——垄断反映在纵向上就是“欺上瞒下”。一旦在产业链、上下游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就要榨干上下家的油水。“微笑曲线”讲的就是这个逻辑,当然,收“入场费”、“店庆费”太明显,可以把盈利模式调整成“类金融”。

  如果把作坊和合伙企业比作联邦,公司就是一个帝国,它执行的是丛林法则。

  (三)

  这个时候,互联网企业登场了。

  互联网企业们高举“平等、开放、共享”等等一系列价值观大旗,把很多世界500强纷纷拉下马来。他们建立“合伙人制度”,高喊“互联网思维”,积极“重新定义公司”,一时让以威权、垄断为特征的大公司自惭形秽。

  但随着一些互联网企业个头越来越大,他们原本朝气蓬勃的面目越来越模糊,开始对生态中的小兄弟颐指气使,开始控制网民的数据,大公司的习气暴露无遗。我们给这种“垄断”另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平台。

  地位决定态度。互联网不是“平”的吗?怎么会产生一批新的巨头呢?

  我们还是回放一下互联网的历史吧。

  如果把互联网看作是考古挖掘中的地质层,那么,它是一个按年代划分的层累结构。

  压在地下最深的那一层是互联网1.0,这一层由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开发的软件协议组成的。互联网1.0是建立在开放协议之上的,而开放协议则依次由学术研究人员和不归属于任何人的国际标准组织定义和维护。

  请注意“开放”二字,这意味着互联网不属于任何私人。你完全不需要了解这些软件协议是如何在技术上运转的,只需要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就够了。今天我们还在使用的电子邮件是基于开放协议POP、SMTP 和IMAP,网站仍然使用开放协议HTTP服务,比特仍然通过互联网的原始开放协议TCP/IP 传输。

  互联网1.0可以说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

  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互联网很少采用新的开放标准协议了。围绕着身份、社区和支付机制,统统都留给了私营部门去解决。直到本世纪初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服务层,我们可以称之为互联网2.0。这一层架构在互联网1.0之上,实际上是一个集中式的网络结构。

  在互联网1.0时代,没有一家私营公司拥有定义电子邮件、GPS 或开放网络的协议;但在互联网2.0时代,有一个公司拥有能够定义今天的 20 亿人社会身份的数据,它就是Facebook(包括但不限于)。

  互联网2.0最重大的缺陷是没有建立一个安全的开放标准来在网络上确定人类的身份。人们没有自己的协议,也就没有办法定义和分享自己的真实姓名、位置、兴趣,和其他网民的关系。

  但小扎们完全能。

  (四)

  终于说到区块链了。

  区块链回归了互联网的本来面目——开放。开放才能让互联网继续迸发出创新活力,才能成为人们真正的精神家园。开放让协作关系转化为松散耦和,而包裹在公司层层重甲之下的资本、人、活动被释放出来,公司也就变得无足重轻了。这两年大家一直在激赏的“平台+个人”取代“公司+雇员”,才具备了落地的技术基础。

  区块链最终解决了“自然信任”短缺问题。你我之间的商业行为看账本——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就是整个互联网。当陌生人、陌生的资本和陌生的活动不需要公司这个载体也能联合起来,我们还需要这个沉重的肉身吗?

  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提出了认为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揭示了企业组织为什么能够存在。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

  这些话比较拗口,你只需了解一个企业和市场比谁更省钱就好了。如果企业搞一个东西比你从市场上买来更便宜——我这里说的是真便宜,不包括你搞促销返点活动——企业就有存在的价值。否则,我还不如直接跟市场打交道呢,成立企业干什么?

  区块链在经济学上的真正意义在于让“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比公司更节约交易成本。

  互联网本来已经让公司显现出肉大身沉、呼哧带喘的本来面目,区块链让这个问题暴露无遗。参与它的人越多,市场的交易成本就越低,就越倒逼公司通过不断解耦以降低管理成本,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这是一场公司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因此,你一定要关注那些帝国化机构现在占主导的领域,这种主导性越强,越容易用区块链降维打击。区块链的第一波为什么在Token打响?全球法币数百年来一笔烂帐,又极端限制自由。其实,如果你跳出现有货币体系看货币体系,与各行各业比较一下,你会得出这个行业好奇葩的结论。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是多少?布雷顿森林体系很像庞氏骗局,这些观点会充满你的大脑。

  第二个领域恐怕是“共享经济+寡头垄断+O2O”。注意,是交集关系。不应该公司占主导的领域公司占了主导,因此,属于攻击的重点。

  互联网的使命就是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但它在2.0时代拐了个弯。还好有区块链,完成互联网的这个使命,给公司帝国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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